1949年初，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个股配资，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全面整编。在这次重大改编中，中原野战军正式更名为第二野战军，下辖三个兵团共九个军。时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陈再道接到调令，将赴任河南军区司令员。这个调动意味着他要离开奋战多年的野战部队，转任地方军区工作。面对这个安排，陈再道起初有些想不通。刘伯承、邓小平两位首长亲自找他谈话，强调河南军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需要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将领坐镇。
陈再道调离后，谁来接掌他一手带出来的老部队成为关键问题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上级选择了政工干部杜义德出任第十军（原第二纵队改编）军长。这个决定背后，其实有着深层次的考量。
杜义德的军旅生涯颇具传奇色彩。他早年参加红军时，从基层指挥员做起，历任班长、排长、连长，后来转型从事政治工作，担任过团政委、师政委等职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杜义德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随后随抗大一分校深入敌后办学。1939年，组织安排他回到老部队——由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来的129师，担任随营学校副校长。在这里，他独当一面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，不仅保证了教学质量，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，连前来视察的邓小平政委都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展开剩余55%1940年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时，杜义德被派往冀南军区，先后担任第四旅副旅长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冀南军区六个分区中，杜义德是唯一一位同时兼任司令员、政委和地委书记的干部，这种一肩挑的安排充分体现了组织对他能力的认可。当时冀南军区的司令员正是陈再道，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。
抗战胜利后，晋冀鲁豫军区组建，杜义德先是接替调任的陈再道担任冀南军区司令员，半年后又调任第六纵队政委。在六纵期间，他与独臂将军王近山默契配合，带领部队在定陶战役等重大战斗中表现出色。1947年王近山负伤休养期间，杜义德独自指挥六纵完成了攻克汤阴城的艰巨任务，这是该纵队成立以来首次实施城市攻坚战。在随后的鲁西南战役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中，六纵更是承担了护卫中原局和野战军司令部的重任，杜义德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。
1949年部队整编时，选择杜义德接掌第十军（原第二纵队）绝非偶然。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抗战时期在冀南地区发展起来的，而杜义德曾在冀南工作长达五六年，对部队情况了如指掌，与许多指战员都有共事经历。在他的率领下，第十军先后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系列战役个股配资，为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这个人事安排，既考虑了杜义德的军事指挥能力，也充分兼顾了他与部队的历史渊源，体现了知人善任的用人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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